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称自己爱读尺牍日记一类的闲杂书籍，这其实只是套用知堂的名言：“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，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。”此语深合我意，故多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。几年前寓居北京之初，有一次在中国书店见到影印线装的《越缦堂日记》，为民国早期出版物，十几册摞成一堆，很是可爱。遗憾的是这套书已经被人抢先一步买下，令我扼腕不已。

　　旧时名人的信函尺牍，当然是极好的阅读资料。方继孝先生收藏名人尺牍，颇有成果，汇编为书，成《旧墨记》、《旧墨二记》与《旧墨三记》共3书，分3年出版，每年一“记”。前两册各收手札68封，后一册收67封，3册合起来总共收有晚清至民国之名人手札203封。据说这些仅为方先生藏品之小部分，烟波满纸枯树花开，安静中多出一份修养，亦知作者性情有所寄托。书中每通手札尺牍都配有文字解读释意，补白人物生平，颇多个人见识，作得妙趣横生。以这种形式汇集手札出版，可知著者是位有心之人，而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最为可喜，借物述事论人，仰慕先贤，亦可算作一种功德。更因花笺墨迹酣畅淋漓，闲暇翻阅，有睹物思贤之感慨，赏玩间悦目清心，颇值一赞。

　　《旧墨记》首通手札《赏菊夜饮》诗，为清代李慈铭抄赠沈增植的旧物，以方先生这样专注于手札收藏的大家，都叹“其手迹极为鲜见”，且是“我多年来唯一见到的李慈铭的手迹精品”，当知作者编写第一册“旧墨”时所作的取舍，大抵与佳人羞见月的情怀不同，早早遣出书斋来，用意无非博得众人喝彩。以此可知此册所收手札，亦为作者精心之选。其中《马衡<附识>谈“易案”》所举马衡“附识”手迹，为《马衡集》失收。

　　《旧墨二记》所收手札近于前册，亦颇多精彩处，唯所收手札以法书为多，尺牍较之前册为少。此册谈人论事的文章，则涉及甚广，史料故事多于前者。此册中端方函牍大可寻味，陈垣与辅仁大学的张荫恒、余嘉锡信札等几篇甚好，此外则为手迹，趣味略逊矣。

　　《旧墨三记》仍以信札为主，多现代学人信函。翻阅时怀人睹物，神韵宛然，可补今人研究。而作者叙事论人的文字大不同前，笔致颇放达，史实多有细节，读之见出作者功力。与前两册相比，此册所收人物略近于当代，为读者所熟悉，文辞叙述也显得丰满。3册“旧墨”阅过，知堂谓：“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，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，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。”于斯信焉。

　　此3册书前均有孙郁先生为每书各自所写序文，每篇皆是好文章，交替着阅读，颇多慧心之语：“旧式文人间的互往，礼节之外，还有情调在，这是难得的一面。”这话道出了阅读手札的趣味来。又说：“读晚清后文人的只言片语，有大的忧患，人间冷暖也隐含其中。”此语甚获我心，可视作阅札心得。倘将3篇“孙序”连起来读，便可发现一则趣事：出版第一本《旧墨记》时，孙先生尚只“与方继孝先生谈过几次”，到今年出版《旧墨三记》的序文里，孙方二人已经“因为是老友，不敢违抗”了，由此推想二人因书结缘，算是“旧墨”之外的收获了。

　　另有几则是关于书的题外话多可一述：《旧墨记》设计获“中国最美的书”之誉，此为2006年事。现今“旧墨”已出满3册，而《旧墨四记》与《旧墨五记》则为“文学家卷”和“艺术家卷”，版式亦将有别于此3册。说到此，不妨再多言几句：此3册书皆留有毛边本，二记三记毛边本皆可于书店买到，唯第一册所留仅有，读者若欲将其配齐，则非容易。